我的父亲死得很亏

我的父亲出生于贫穷家庭，没有上过学，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

他生了4个孩子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两个妹妹。

4个人中只有我读书成绩马马虎虎的，两个妹妹和哥哥成绩极差。

父亲对我抱有特别的希望，希望我能够考上，跳出农门，端公家饭碗。

虽然我读书极为用功，刻苦，但是，可惜成绩不怎么样，我初中读完后，两次考高中，两次连预选都没有通过，只能回家干农活。

父亲对我极端失望，最后一次听说我预选没有通过，气得打了我一扁担。

父亲人很正直，为人很热心，经常免费为村子里人帮忙干活，虽然人缘很好，但是，不善于挣钱。

我们童年家里给我们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贫穷，缺衣少食的，我们嘴特别的馋，衣服破破烂烂的，房子破破烂烂的，家里一切都是破破烂烂的。

我的父亲身体很好，也很乐观，整天笑呵呵的，不像我整天愁眉苦脸的。

但是，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情，他最后竟然生了胃癌。他已经去世了十几年了，我常常思念他，他是一个极度正直善良的人，死的时候被癌症折磨得骨瘦如柴，非常悲惨。

我的父亲身体本来是非常棒的，他的病的起源与国家一项错误的政策有关。

 以前，卖猪肉都是食品站独家经营，私人是不允许卖猪肉的。这个政策也不错，农民可以吃到新鲜放心的猪肉。

 后来，随着改革开放，市场经济悄然兴起，这个和食品站的垄断是尖锐矛盾。很多私人偷偷的卖起了猪肉，由地下偷偷摸摸的，到明目张胆的公开买。

由于私人卖猪肉，价格低，服务态度好，又可以赊账，又是送货上门，很快，食品站是纷纷倒闭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为了挽救倒闭的食品站，国家出台政策，恢复食品站的垄断地位，私人如果卖肉，只有到食品站批发，不允许自己屠宰，这个政策叫做“定点屠宰”。

由于是垄断，食品站把猪肉批发价格定得非常高。私人卖肉的经营户没有主动权，别无选择，失去了利润空间，这些人对“定点屠宰”极为不满，恨之入骨。

但是，这个时候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。地方政府为了把这个政策稳定下来，也是费了很大力气的。

我记得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小百货店的妇女，在店后面偷偷卖肉，被食品站的人发现，食品站的人没收她的猪肉，她和食品站的人打骂起来。

食品站的人叫来派出所的人，把她抓进派出所，到了派出所她仍然大骂，第二天，她不知道怎么就死了。

派出所的人说她生病死了，后来派出所和食品站赔点钱给她家属，事情就不了了之。

发展到后来，私人经营户从食品站按计划批发一些猪肉，再偷偷的在家里屠宰一些生猪。

这些私自屠宰的猪肉由于没有食品站的盘剥，价格低，经营户就是靠这些猪肉赚钱的。

一段时间内，食品站规定一个经营户一个月要完成600----900斤猪肉的计划。这个600----900斤猪肉一把情况下批发价格定的是非常高的，比市场零售价还要高，私人经营户只有靠私自屠宰的那部分猪肉生存，所以，他们也是处境艰难。

食品站从一开始不允许私人自己屠宰，到后来，只要私人经营户完成了任务，也就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。

我们附近的肥西县三河镇，是我们这儿最大的集镇。镇上许多卖猪肉的私人经营户，他们大量屠宰生猪，低价销售，造成了农村与集镇猪肉价格差距拉大。

在农村，猪肉是农村人最重要的食品。一般农村人日常生活吃菜就是烧猪肉，加上烧白菜。

我的父亲说：“门口食品站的猪肉太贵，上三河镇买又没有时间。”所以，他经常到镇上一下的买许多猪肉，回来用盐腌，经常是吃很长时间。

我那时候不和他一起生活，我每次回家看到他吃腌肉，都提醒他们要经常吃一些新鲜的猪肉，不能够老是吃腌制肉，可惜他不以为然。

有时候，我回家看到腌制的猪肉都已经发黄变质了，我的母亲仍然舍不得扔掉。我把这些变质肉扔掉，常常找来父亲和母亲的责骂。

当我父亲确诊是胃癌，已经是晚期了，我们一家人回想起来那些发黄的腌肉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

 我们附近农村有许多人和我父亲一样患上胃癌，绝大多数因此而丧命。

 他们都是日常生活中发黄的腌肉陪伴着一生。

 这几年，市场经济横扫中国城乡，由于食品站是集体企业，缺少监管，贪污懒惰，又慢慢的倒闭，被淘汰。

农民又可以吃上新鲜的猪肉了，加上冰箱的普及，农民患胃癌的人大幅度的减少。

 有人看了我这篇文章，可能认为癌症发生怎么可能和国家政策扯上关系？

在英国历史上，曾经对有窗户的人家收税，结果很多人不开窗户，造成英国历史上许多人因为缺少阳光而患上佝偻病。

我的父亲确诊是胃癌，到蚌埠肿瘤医院治疗，被人骗进了放射科，接受了放射治疗。

那时候，没有网络，我们查不到资料，不知道放射能不能治疗胃癌。

那时候，一个潜规则是：病人家属要塞几千块给主治医生，那个主治刘医生，想要这个红包，就骗我哥哥和父亲，说他们放射科治疗胃癌比手术好。

我们后来才知道放射治愈胃癌的可能性是零，而手术大约有三分之一治愈的可能性性。

父亲生病是因为错误的政策，死于医疗的腐败。